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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城市的活力和創新從哪里來?
2018-06-29
正是由于全球城市的人口遷移流動和空間動態性,產生出城市發展的活力和創造精神。

正是由于全球城市的人口遷移流動和空間動態性,產生出城市發展的活力和創造精神。

短线股票: 主要全球城市呈現出不同的人口狀況

小米股票 www.384294.live 全球城市是具有最高城市發展能級的領先城市,具有資本、信息和產業的管控能力,在全球城市體系中處于樞紐性的地位。對全球城市的關照,往往重視其經濟產業、科技創新、資本信息流動、城市競爭力等方面,而城市的人口狀況和居民的活動,似乎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如果對這些城市人口狀況進行比較,能發現全球城市之間存在著相當的差別。

從全球城市人口總量和空間結構來看,往往可以將城市的空間分為都市的核心區、中心城區、都市區、都市圈或者聯合都市區,以及更為擴展的城市群和城市連綿地帶。我們可以看到東京和上海的人口空間形態更加密集,而紐約的城市空間則更加大一些。世界主要全球城市都有廣闊的大都市圈或者聯合都市區,范圍大約在1-1.5萬平方公里,而上海大都市圈尚未有實質性的形成,其大都市區域只有6300平方公里。因此,作為中心城區和城市的市區,上海和東京一樣都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極高的城市,但是在聯合都市區和城市群的尺度看,上海的人口密度還是相對不高的,比不上日本的首都圈和英國的倫敦-伯明翰聯合都市地區的人口集聚程度。

再從城市人口生育和死亡的角度看,全球城市確實都進入了更替水平之下的低生育率。東亞的東京、上海、香港生育率極低,紐約的總和生育率還在更替水平附近,大約是1.9-2.0,城市人口的出生率水平在15‰左右,是其他全球城市的約兩倍。上海的人口出生率近十年來略有提高,大約達到了9‰。而在1990年代后期和本世紀初,上海出生率曾低至4-5‰。即使目前上海的人口出生率有所提高,但總和生育率仍然只有1左右,說明出生率提高主要是受到年齡結構的影響。上海的人口生育率水平在主要全球城市中基本是最低的。

全球城市總體上死亡率低,但世界主要全球城市的死亡率和國家整體的死亡率相比,差距并不大,預期壽命并非明顯更高。但是上海的死亡率則顯著更低,預期壽命83歲,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77歲,且已經超過了世界主要全球城市。上海死亡率的下降和預期壽命的提高,顯示出城市衛生健康領域的巨大進步。

不同全球城市在年齡結構上也有差異。例如紐約的少年兒童比重更高,超過20%。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較低,約有12.9%。東京則老齡化程度更高,并出現少子化帶來的更低的少年兒童比重,2010年東京老齡化程度達到20.6%,少年兒童比重大約在12%左右。因此,在人口結構方面,一定程度上,上海更類似東京,甚至少年兒童人口比重比東京還低,只有9%,出現少年兒童在城市中不合理的消失。但是城市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實際上也很低,在2010年只有10.9%。當然,如果按照戶籍人口來衡量,上海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則要高得多,2015年達到19.6%,接近東京的數據。因此,如果不考慮外來移民,上海的人口結構和東京類似。但是,大量的移民改造了上海的人口結構,使人口老齡化水平下降了,勞動適齡人口比重提高了。在大規模人口遷移的背景下,上海勞動適齡人口比重極高,接近80%,遠遠超過幾乎所有的全球城市。

全球城市的人口特征

由此可見,世界主要全球城市人口狀況和人口結構存在相當的差別,很難設計一個類似全球城市人口發展指數的標準。不少學者在關于全球城市人口特征的論述中,往往只能寬泛地討論城市的人口。例如弗里德曼在論述世界城市的主要特征時,提到了幾百萬人口的巨型城市。而沈金箴和周一星等在最初引進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的概念時,也只強調全球城市具有巨大規模人口。顯然,隨著全球城市帶來巨大的發展機會和經濟產業的集聚性,人口集聚和人口數量的增長是全球城市最直接的特征。

因此,如果我們來歸納全球城市的人口特征,首先是人口集聚和人口高度密集。雖然在不同國家的國情背景下,不同全球城市的人口密度有所不同,但是全球城市往往都是一個國家人口最為集中的地區。實際上,城市人口集聚和密度增長,正是城市運轉良好的結果,因為城市更高的發展能力才吸納了人口的集中。全球城市本身就支撐著人口的高密度。從這個內在關系來看,既要建設全球城市,又要限制人口集聚性和嚴格控制人口規模,是自相矛盾、邏輯不通的,不利于全球城市發展。

而當前發展中,從大都市圈和城市區域的視角看,全球城市的人口增長和密度提高并沒有終止。例如在紐約和倫敦,雖然經歷過中心城區本身的郊區化和人口密度下降的過程,但是在大都市圈,或者是在聯合都市區范圍內的人口是繼續增長集聚的,人口總量持續增長。隨著中心城區出現新一輪的紳士化和城市更新,全球城市的城市中心還出現了進一步的高密度化。

第二個特征是人口的高流動性。全球城市主要是低生育率和低人口自然增長的城市,人口總量增長和高人口密度的形成主要是由人口遷移形成的。移民成為全球城市最主要的人口變動。全球城市本身是移民城市,是包含了大量國內移民和國際遷移的目的地和樞紐地區。例如紐約60%以上的人口不是出生在紐約,其中20%的人口出生于紐約之外的美國其他地區,40%的人口來源于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

全球城市處于全球商貿和經濟社會活動的結點,城市的連接性帶來商務人口和旅游休閑人口的短期流動性。全球城市具有公路、鐵路和航空連接帶來城市和外部城市體系之間的巨大流動性。例如上海的空港客運量2017年已經達到1.12億人次。全球城市內部的復雜功能和通勤帶來城市內部的流動性。

正是由于全球城市的人口遷移流動和空間動態性,產生出城市發展的活力和創造精神。因為總體上移民是年齡結構相對年輕的人口,因此遷移過程實際上降低了城市的老齡化程度。

人口流動性改善城市人口結構的另一個原因是全球城市往往具有更高的地價,使得人口進入老年以后也會自己離開城市到風景更好的地區進行度假和養老,從而進一步降低城市的老齡化程度。上海當前的城市老齡化程度還略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但從常住人口數據來看,上海的老齡化程度最近時期以來并沒有增長很快,甚至還是下降的。這充分說明了開放的城市遷移對于城市人口結構具有積極作用,在遷移過程中降低了城市的老齡化壓力。

人口遷移也使得全球城市成為優秀人才集聚的地區。全球城市不僅通過其教育資源提升了地區的人口素質,更通過高新技術產業和高級服務業集聚了國家乃至全球的優秀人力資本。因此,全球城市的人口流動性是改善城市人口結構的根本原因,發揮了積極的替代性遷移的效果。

第三,全球城市在人口大量集聚的過程中呈現出人口的多樣性。大規模的國內人口遷移和國際移民,使得全球城市集聚了來自全國各地和世界各地的人口。人口的族群構成非常豐富,也在不同的城市空間中形成不同族群的人口居住區。全球城市產業活動的豐富性和社會經濟活動的多樣性帶來對勞動力需求的多樣性,帶來職業構成的多樣性。

人口構成的多樣性有的時候表現為城市社會的分化,正如薩森提出,由于全球生產部門和地方服務部門的分離,加劇了城市內部的社會分化。但是和薩森所看到的對全球城市分化和對弱勢群體的驅離的悲觀圖景不同,筆者認為全球城市所具有的積極意義在于,在全球城市的人口多樣性下,也出現了相當大數量的新興中產階層。

總之,全球城市的人口狀況雖然有著相當大的差別,但是仍然表現出一些共性的人口特征,即人口的高密度性、高流動性和人口多樣性。而這些人口特征的核心機制是人口的遷移和流動性,全球城市在移民過程中構造了移民城市,影響城市的年齡結構、族群結構和社會結構,使得全球城市成為具有最有活力和最有動態性的人口地區。

卓越全球城市的綜合性和建設人人共享社會

對于全球城市的發展,有必要促進適應大規模高密度城市的發展和治理,完善適應人口流動性的運行和管理,以及適應人口多樣性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全球城市的發展需要根植于人口的狀況、結構以及動態,服務于不同人群的具體特點和需求,提供增強包容性的發展策略,以推動不同人群共享全球城市發展的成果和機會,共同致力于城市的發展和創新,并從而構造出一種包容的、共享的城市發展格局。

第一,全球城市要建設“不分來源、人人共享”的城市。

移民城市是全球城市的典型特征,這些移民是城市的建設者,也是城市創新和活力的主要動力,促進了城市人口結構和人口素質的提升。因此世界不同的全球城市,都面臨著增強對移民的包容、促進社會整合的任務。這個問題處理不好,則會帶來城市內部的分裂和沖突。

全球城市需要實現本地人口和遷移人口的共享發展,全球城市是本地人口的城市,也是移民作為城市主體的城市。從根本來看,既然移民是全球城市發展的重要特點和主要動力,那么,鼓勵移民,就是鼓勵全球城市的發展,限制移民,就是限制全球城市的發展。移民不僅不是城市發展的負擔,而是城市活力和競爭性的來源,通過文化多元主義的包容和吸納創造多樣性,也進一步增強了城市的創新能力。

積極地建設移民城市,不僅包括來自本國的移民,也包括來自世界各地的其他地區的國際移民。但是,現在的基本情況是,在全球城市目標的牽引下,城市對國際移民比對國內移民更加友善和包容,這不僅難以理解,而且從城市的發展道德來看也不健康。

第二,全球城市要建設“不分年齡、人人共享”的城市。

全球城市除了勞動力市場政策和人才政策,還需要考慮包括嬰幼兒、兒童、婦女、老年人口等所有人口群體的生活和福利。全球城市不僅要建設老年友好型城市,同時也需要建設婦女友好型城市、兒童友好型城市,重視城市生活空間和社會服務空間的打造。

第三,全球城市要建設“不分貧富、人人共享”的城市。

全球城市人口的多樣性未必就意味著城市的分化性。但是顯然,全球城市面臨著社會結構分化和對貧困人口驅離的巨大風險。為了應對這些挑戰,全球城市需要積極應對擴大的不平等。對于弱勢群體提供保障,并促進中產階層的形成,在全球城市中建設強大的中產階層社會。

因此,要建設出更加卓越的全球城市,需要根植于人口狀況和人的生活,而不僅是從資本運作和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理解全球城市。需要結合人的發展、人口活力的提高、人口主觀能動性的提高和生活福利水平的提高,將其構造成全球城市的建設內容。城市需要提供有利于人口生活和發展的空間安排和公共政策,實現以人為本的發展,從而實現卓越的全球城市發展目標。(作者:任遠,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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